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北京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当我们想到东南亚及其海洋和水系时，脑海中就会经常浮现出南海和台湾海峡周围的焦灼的事态。该地区的地理政治学绝大多数都是围绕海洋展开的。然而，海洋既是争端的焦点，同时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维护区域安全可资利用的共同资源。

  近几个月以来，许多主流媒体都在关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因一艘搁浅在仁爱礁的菲律宾船只而引发的焦灼的事态。去年4月，菲律宾和美国宣布将在菲新建四个海军基地以扩大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而最近，美国、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在南海举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作为回应，中国也派出了自己的巡逻船。

  当地时间2024年4月7日，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图源：视觉中国）

  与此同时，台湾海峡的局势也十分紧张。美国已经把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部署在了台湾的金门和澎湖等岛屿上；而稍早之前，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价值达3亿美元的对售计划。

  这些地理政治学动态的确是该地区安全局势的一部分，但它们并不是这个地区的全部。事实上，这些动态往往掩盖了南海区域内各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合作和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潜力。

  东南亚海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人员往来、开展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而且千百年来一直如此。由于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沿海，了解这一地理条件所带来的机遇、挑战和制约因素，对我们思考该如何在这一地区塑造未来的经济和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海洋和水系是风险的载体，它们有几率会成为不稳定和焦灼的事态的发源地，但同时它们也能成为带来经济发展和地区活力的有利条件。管理海洋这一公共资源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方机构、程序和政府治理。媒体的头条报道往往会放大主权和领土争端以及海上通道的军事化，但却很少涉及另一层面的内容，即区域各国可完全通过有效治理和开发本地区的海洋资源，共同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东南亚（在这里我把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包括在内）是一个以海洋为主要背景的区域。即使是那些位于亚洲大陆上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也是通过无数的河流与海洋紧密相连的。而剩余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土则主要是群岛和岛屿。其中只有老挝是个完全不靠海的内陆国。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水域和水道的影响。

  该地区内部的贸易，以及该地区与世界别的地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洋进行的。历史上如此，今天也没有变化。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6日，泰国曼谷，Bang Na区的一个仓库里堆放着集装箱（图源：视觉中国）

  该地区的港口城市是商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货物、服务、人员和知识在它们之间流动。这些港口城市一直发挥着中转站和转运港的作用，它们不仅将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通过商业活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把中国、印度和波斯这几大文明联系在一起。

  如今，东南亚慢慢的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支柱。RCEP有15个签署国，由东盟发起，已于2021年生效。除东盟十国之外，其他RCEP成员国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最近，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2024RCEP海洋经济区域合作青年论坛”上，“促进海洋和蓝色经济合作”是与会人员发出的核心信息。我也有幸受邀参加了这场活动，并分享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来自RCEP各成员国的220多名代表在论坛上就如何促进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各自的看法。在论坛上，“蓝色经济伙伴关系”被确定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关键目标。此外，与会者还就以下目标达成了重要共识：

  1.推动区域蓝色经济倡议实现进一步整合：优化海洋利用的资源和功能分区，促进与海洋经济有关的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2.共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蓝色引擎”，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渔业、海洋旅游、港口航运等产业的绿色转型，促进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开发应用；

  3.共同保护和开发海洋资源，其中着重关注海上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可持续渔业资源、海水淡化以及海洋生态管理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

  4.提高蓝色经济的发展能力，着重促进区域内较先进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能和知识转让；

  5.共同促进和扩大与蓝色经济相关的教育和培训领域和相关科技领域的人员交流；

  换言之，人们已经认识到，对海洋公共资源进行相对有效的管理和开发是区域内各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和水系环境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以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对各国构成了重大挑战。在解决争端方面，开展有效的对话是能取得进展的，例如泰国和柬埔寨关于泰国湾的领土争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泰柬两国已经达成协议共同解决权利主张的冲突问题，并将共同开发该地区的资源。

  最近，柬埔寨和中国就共同修建德崇扶南运河达成协议，这条运河开通后，柬埔寨将不再受制于越南，拥有直接参与海上贸易的出海口。这个耗资17亿美元的运河项目，沟通内陆，直达柬埔寨在泰国湾沿岸西哈努克市附近的凯尔深水港。此外，海口举办的此次论坛还提出了进一步开发柬埔寨河流ECO的建议，未来将通过电动船舶把柬埔寨上游地区与港口连接起来，并建立太阳能发电网络。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印尼和中国建立了加强双边海事合作的机制。中国和印尼科学家正在共同绘制印尼海域地图。目前印尼仅对该海域的19%绘制了地图。

  尽管各方对海口论坛上提出的核心目标做出了相当大的共同承诺，但在推动区域内的海洋合作时，地理政治学现实仍然是各国无法绕过的问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亚洲的军事化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了。在报道该地区安全局势的新闻时，西方主流媒体往往会这样开场：我们正在目睹中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和平时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发展，正是这种发展引发了美国及其地区仆从国的“防御性”反应，这些国家包括作为殖民地的菲律宾、作为战后附属国的日本和一个焦虑的半帝国主义国家澳大利亚。

  然而，有关中国近期军事现代化的说法并无证据支持。众所周知，美国的国防开支要远超于中国。事实上，美国的国防预算超过了其后10个国家国防预算的总和。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格雷格·奥斯汀（Greg Austin）最近的分析表明，关于中国军事发展有史以来和平时期顶级规模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前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发展规模都更加庞大。

  中国的军事力量的确有了长足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这一切不能离开一个历史背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个域外强国实际上对该地区采取了扩张性军事政策，而该域外强国首先体现出了“主动外交”的倾向。当然，这里我指的是美国。

  根据非营利性机构亚太研究网络（Asia Pacific Research Network）的数据，仅在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就拥有240多个军事基地，共有8万多名军人被部署在这一地区。大卫·维恩（David Vine）已经编制了一个可供公众查阅的关于美国在世界各地设置军事基地的详尽数据库。

  而且，美国也有采取密集军事干预行动的记录。根据莫妮卡·达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和西迪塔·库什（Sidita Kushi）在2022年出版的《死于剑锋》（Dying by the Sword）一书中提供的历史数据，从1946年至1989年期间，美国平均每年进行2.4次军事干预；而从1990年至2019年期间，平均每年进行3.7次军事干预。他们把美国描述为“一个沉迷于军事干预”的国家。达菲·托夫特和库什还指出，美国在1989年后不仅在次数上，在程度上也加强了干预行动，而且这一时期是美国的单极霸权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是最小的。

  总而言之，历史证据说明，美国一直“沉迷于使用军事力量”，在解决国家间问题时更倾向于进行军事干预，而不是通过外交手段处理问题。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相信自身的军事优势无可撼动的。

  截至2023年，美国在全球共有902个海外军事基地，大多分布在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或中国周边的缓冲区，严重破坏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数据来源：“全球南方洞见”）

  事实上，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中国军事现代化本身，而是在于美国已经得出结论，它认为中国是一个不能助长其持续发展的同台竞争者和系统性威胁。对某些人来说，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存威胁。

  在双边经济层面，美国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加征一定的关税和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慢慢的变多的出口禁令，来试图扼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想到自己已不再享有对其有利的不对称军事力量，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试图重新获得军事优势地位。

  令人担忧的是，里根总统的“以实力求和平”理论由于其实力的衰弱而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在地区层面，美国计划在两个方面采取行动。首先，美国通过加强其区域军事力量（即制造和扩大不平衡）来寻求“对其有利”的力量均衡。其次，作为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美国试图煽动整个地区的不稳定和对中国的恐惧感，同时召集其地区盟友形成新的效忠结构。这就是成立AUKUS和QUAD的目的所在。

  美国以“威慑”为名追求实力的不平衡（也就是意图恢复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是实现可持续的地区和平的大忌。“威慑”的说辞其实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以“威慑”为名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会使局势变得更危险。

  “威慑”是有很大失败风险的，最近占据压倒性军事优势的以色列却并未能阻止哈马斯的袭击就证明了这一点。威慑最多只能争取时间，但却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追求“威慑”非但不能威慑他人，反而可能会刺激各国加入地区军备竞赛，因为各国都在努力“压倒”竞争对手。此外，追求“威慑”往往会导致敌对联盟的形成，使局面更加恶化。

  在亚洲地区，美国追求对自身有利的力量均势，事实上破坏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组织原则。美国实现对亚洲地区主导的意图，与旨在确保区域内各国能够按照自身利益并通过个人的方式采取一致行动的政治架构是格格不入的。诸如AUKUS和QUAD这样的联盟机构，实际上使东盟在区域内处于从属地位，把旨在通过协商一致原则在地区事务处理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东盟推到了边缘。

  然而，东盟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RCEP贸易协定为扩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各国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如上所述，海洋经济或蓝色经济合作就是这里面的一个领域。这一重点合作领域与同时进行的其他不那么具体的制度性发展领域是存在交叉的。

  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曾经历过严重的不稳定。虽然人们已经汲取了教训，但这一深刻教训绝不能被遗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与流入该地区的资本相关的过高外汇风险所引发的。当时亚洲国家国内金融部门的美元和以美元计价的信贷积累过多。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元流动性问题随之出现并蔓延到整个亚洲，这导致在危机之后，为确保本区域的经济免遭未来不稳定因素（如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区域性金融机构应运而生。

  马来西亚曾提议建立一个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或大洋洲国家的东亚经济合作组织（EAEC）。这一提议并没有变为现实，但却促成了东盟+3（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出现，这一机制最终扩大到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纳了进来。这构成了日后RCEP得以签署的基础。为了加强区域金融合作、降低过度依赖美元体制的风险，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债券市场倡议”（2002年12月启动）和“清迈倡议”（2010年3月24日启动）等机制应运而生。

  其中，“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是由东盟+3集团提出的，目的是发展当地货币债券市场，作为以外币计价的银行贷款的替代资产金额来源。而“清迈倡议”是一个东盟、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多边货币互换安排。该倡议诞生于东盟+3成员国于2000年5月达成的一系列双边互换安排，目的是更好地应对短期流动性挑战，避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过度依赖。“清迈倡议”的外汇池规模约为2400亿美元。

  最近，一些东盟国家慢慢的开始通过方便的二维码用本国货币实现跨境支付。这种金融基础设施的出现意味着，作为跨境支付媒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取得了进展。此外，由中国人民银行、香港特区金融管理局、泰国银行、阿联酋国家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参与的“mBridge倡议”也在探索如何用自己的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支付宝、微信等中国移动支付平台已能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使用

  随着技术平台的测试和各国货币数字化的推进，此类倡议已经是大势所趋。在区域内贸易一直增长的加持下，RCEP网络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多货币生态系统。与此同时，数据治理和监督管理体系方面的区域合作也在持续推进。数据系统和数据治理的协调统一是发展数字货币结算系统的重要内容。协调统一的跨境数据治理和技术解决方案能支持贸易活动，同时也能够降低参与国遭受支付系统被武器化的风险。

  亚洲地区要有能力抵御制裁并免遭美元市场波动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在跨境贸易信息系统的整合上发挥关键作用的区域内政府和国家机构，以及地区性运营的技术平台，对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在新的数字标准基础上建立这些系统将促进区域一体化，并有助于巩固地区金融自主权和各国金融主权。

  数字货币的发展与整个区域实体经济的扩张和一体化是同步进行的。虚拟领域的治理促进并加强了资源领域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整个地区赖以生存的海洋和水系。利用海洋和河流提供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是海口论坛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开发风能、太阳能和潮汐发电系统有助于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所蕴含的风险（其运输线路可能被切断），并有利于提高整个地区的能源安全水平。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觉得，繁荣与安全是一对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观点未必正确，而且必须受到质疑。与其观点相反，我们应该把繁荣与安全看作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其中一方越巩固，另一方也应该越巩固。在管理和开发海洋公共资源方面的全区域发展合作，以及在数据和支付系统方面的相关机构建设，都是建立在二战以来亚洲经济和政治机构建设所取得的成功基础之上的。东盟在为地区稳定创造条件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一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东盟在发展金融和贸易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带头作用。

  一项行动是促进和平与稳定，还是引发不稳定和焦灼的事态，是检验该行动好坏的可靠标准。而有助于巩固东盟中心地位，还是会削弱东盟中心地位，是在体制方面的检验标准。因此，整个地区的人民都面临着选择。主要的选项如下：

  1.在未来，以地区多极化为主要运作方式，其不可分割的安全与繁荣依赖地区国家通过东盟为支点的多极化体制来实现。

  2.或者是，在未来，地区稳定受制于一个外来大国，而该大国的地区影响力来自于历史上的殖民势力，从而让该地区承担与域外国家的利益有关的风险。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告诉我们，如果被迫做出选择，东盟受访者首次表示更愿意亲近中国（50.5%）而非美国（49.5%）。而去年的数据还是38.9%选择中国，61.1%选择美国。除了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逆流而动的国家以外，新加坡态度保持不变，其他七个国家的受访者都很明显变得更加亲近中国了。这一数据的变化表明，该地区的人民越来越倾向于希望看到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下降。

  长期以来，殖民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地区。非殖民化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果，但还远未完成。通过全球金融体系、用美元发放的发展援助资金，以及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法律上的主权一直被事实上的殖民势力所削弱。

  中国完全有能力抵御美国的军事进攻。美国不再单方面拥有控制南海的毋庸置疑的能力。材料科学和各种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再加上高效的制造业供应链，确保了中国拥有高效、强大的战斗力。但这并不是一场比拼男子气概的较量，那是使用“威慑”话术的愚蠢之举。相反，这一切关系到该如何建立一个维持该地区持久和平与繁荣的稳固架构。

  中国经济占RCEP成员国GDP总量的54%。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参与者；而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还是该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和发展融资的提供者。此外，中国在应用技术开发方面在该地区乃至全世界处于领头羊，这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海洋管理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和河流资源是区域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各国可借此找到共同的平台，并通过这一平台扩大蓝色经济发展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开发，并最终提高自身的自主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可以为巩固亚洲的自主性、在地区多边主义框架内进行协调并促进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